追忆父亲万发贯-万希宁

贫寒求学 执教名校

1915年2月25日，父亲万发贯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据考证，我家先祖应为山西大槐树移民后裔，因为我家人都具有大槐树后裔的特征:小拇脚趾甲是复型。

父亲于1924年进入江西省女子师范附小读书，1926年转入南昌模范小学学习。南昌模范小学校长王立生是共产党员，父亲担任过学生会的主席和宣传部长，在共产党领导的江西学联的支持下，父亲参加过江西省教育部门捉拿国民党的任务。

1928年初，父亲进入江西省立二中学习，并于1933年高中毕业。祖父是棉纱店店员，家里世居南昌，没有田地、屋宇和储蓄，家中生活全靠祖父工资维持，经济很拮据。当时在父亲升大学的问题上，祖父是犹豫不决的。由于家庭生活困难，祖父不但无力负担父亲升大学的费用，同时还希望父亲能早一点工作赚钱以减轻祖父的负担。但是在江西省举行的全省毕业会考中，父亲考了甲等第一名，祖父转而想让父亲升大学，多学点知识，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父亲也坚持要继续读书，并打算选择学费较低的大学，做公读生或申请奖学金，争取在经济上不要家中负担。

1933年夏，父亲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统计学专业，该校提供伙食和制服。但当时父亲的同学们都认为学工科是最好的，毕业后靠技术赚钱，容易找工作，并且父亲的同班同学中百分之九十是进入各大学工学院的。父亲没有学工科，心里很不痛快，也不安心学统计专业。另一方面，父亲不久前曾大病一场，身体一直未恢复，受不了学校的军事化管理。基于这两个原因，进校不久，父亲便离开学校回家了。

在家中，父亲一方面休养身体，另一方面准备第二年再攻读大学。回家不久，父亲得知清华大学将于1934年开始，每年招收10名公费生，条件是家庭贫寒，入学成绩在总录取人数的5%以前，并且以后每年平均学习成绩都要在85分以上。经过努力，1934年，父亲考取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公费生。

父亲在大学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清华大学每年发放的240元补助(第4年因抗日战争取消公费生，改为贷金）和江西省教育所每年的津贴100元（凡江西籍的大学生均有津贴)。在校时，因要争取每门功课成绩在85分以上，达到公费生的要求，父亲终日埋头苦读，每学期成绩总是在班里、系里名列前茅，尤其是数理方面的专业课成绩都在90分以上。在思想上，父亲亦追求进步，参加过“一二·九”游行，现在我家里还保留着父亲一直珍藏的几张当时参加学生运动所留下的照片。在随校迁往昆明的途中，父亲还参加过抗日运动。

1938年，父亲在昆明毕业于西南联大电机系，因成绩排名第一，留校任教。那时祖父已失业在家，整个家庭的开支全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比较艰难。他在西南联大工作时，除教学工作外，还做些总务方面的事情，经常出差，十分辛苦。他跟我讲过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次出差途中走水路运输设备时，碰到一个做生意的老人，那个老人想佯装成父亲的父亲，然后一起走。估计是因为当时西部的土匪比较多，想让父亲保护他。

1939年，父亲和李良珍结婚。一年后，李良珍难产病故。当时父亲的经济情况十分困窘，清华同系教师便发起募捐，帮助父亲安葬妻子和抚育小孩。之后，小孩由医院代养了5个月。由于在昆明的生活费用比较高，物价还在不断上涨，医院规定半岁以上的小孩必须接出医院，所以父亲不得不把小孩送回江西老家抚养。可是从昆明回江西浒湾家中的路费生活费也难以筹到。

恰好当时清华土木系主任蔡方阴已调至江西中正大学，出任工学院院长。他那时正着手于中正大学的筹备工作，在昆明为中正大学招募教师，可以提供昆明到江西泰和的路费。迫于生计，1940年夏，父亲调至江西中正大学，任机电系助教。

母亲刘龙仪是江西永新人，外公家有些田产，家境殷实，母亲有姐妹五人，排行老三，在家里都称她三姐。外公当时将我母亲和她的几个姐妹都送往河南读中学，那个时候，一个乡下农民能把自己家的女孩送到外地读书是很不容易的。母亲后来回到南昌，就读于中正大学文法学院经济系，毕业时获法学学士学位。父亲从西南联大调回南昌中正大学后，与母亲认识并组建了家庭。

在中正大学，除正常的教学工作外，父亲还参与一些校务管理工作，曾于1941年、1943年在福建、桂林等地负责学校仪器运送等工作。1945年，日本侵略泰和时，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为学校运送仪器。抗战胜利后，中正大学由宁都搬回到南昌，父亲在泰和担任接运工作。

1943年和1947年，父亲两度在刘乾才教授领导下筹办学校的电厂工作。1949年5月南昌解放前，父亲一直在江西中正大学工作，由助教、讲师升任至副教授，并兼任过工学院院务员和物理教员，协助蔡方阴搞教学工作。

1949年10月，江西中正大学和几个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南昌大学，父亲任南昌大学电机系主任，于1951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获评校劳动模范。

建设华工 分管总务

1953年夏，父亲由南昌大学调至华中工学院，担任电机系教授兼学校副总务长，参加建校工作。1954年春，南昌分部搬迁至武昌本部，我们全家一起乘火车从南昌经株洲、长沙来到武汉。当时我年龄尚小，被家人抱在怀里，感觉到车厢里面都是熟人，都是由南昌分部搬迁来武昌本部的。一路上火车总是开开停停，因为原来的火车轨道都是单轨，总是要停下来为往来火车让出轨道。有时候临时停车的时间会超过一两个小时，一些熟识的老师会抱着我走下火车，到外面路基上去透透气，玩耍一会再回到火车上。

到了华中工学院，我们全家住进了东一区4号楼101室。4号楼共两层，学校教务长洪德铭住对门102室，楼上201室住的是徐真教授一家，202室住的是路亚衡副教授一家。当时的东一区4号楼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1号楼，因为在建筑过程中是从4号楼开始建的，当时还没有建1、2号楼。现在大活旁边的1、2号楼都是我们来后一段时间才建的。记得2号楼与4号楼之间是个石灰塘，用来浸泡并调和建房用的石灰，后来在这个石灰塘的位置上建了一个食堂，现在这里办公的是我校后勤集团饮食总公司。因为计划中的3号楼再也不会出现，所以我家居住的4号楼现在改编为3号楼。

学校对教职工的生活考虑得很周到，每家的家具和生活设施都配置好了，基本上进门就能入住。我们的101室是一套东西向三室的房间，进入房间的第一间是客厅，第二间房侧设有一走廊，通过这走廊连接了第一室和第三室，第三室是卧室。卫生间、厨房、储物间设在房子的北面。这样的房型在当时算很不错了，属于乙种房（称为老乙种，后来建造的乙种房如东一区1、2号楼叫新乙种）。当时校领导居住的那些小楼属于甲种房，后来这些小楼都被圈到了校招待所的大院里。现如今，我仍保留着当时的一套老家具，这套家具是当时教授们书房的标准配置。

我的祖父母、父母、大伯母以及包括我在内的4个小孩一共9个人一起来到华工，我的大哥当时因正在南昌读书没能一起来学校。平日里由大伯母主要负责家务事，并照顾老人和孩子。虽然父亲当时每月的工资有194元之多，母亲后来也有70多元的工资，但是因为全家人口比较多，经济状况也还是比较紧张的。母亲当时是校机械厂财会室的负责人，每月70多元的工资级别还是算高的，因为当时大学生毕业第一年实习期工资一般是每月44元，第二年开始每月53元，二级技术工人每月只有37元。

父亲是清华大学机电专业的，学工科出身，擅长实务，又曾在西南联大做过总务工作，在这方面能力一直不错。父亲是华中工学院建校筹委会的成员，也是学校副总务长。学校刚建校时，一切工作都刚刚起步。学校的基本工程建设、教职工生活，以及医院、中小学、食堂、水电设施等除教学以外的事务，父亲抓了很多工作。为了改善教职工生活，学校生产豆腐提供给大家，教职工们可以用国家计划供应的黄豆去换，不要钱;在喻家湖里，每年都会喂养并打捞出大批肥美的鱼来分给教职工;同时，还种植蘑菇等蔬菜给师生增加营养。

那时候，学校后勤每年都有三项季节性的工作:一是春天组织全校师生员工上喻家山抓松毛虫，因为那时的鸟儿几乎都被清除了﹔二是冬天要预先把路边那个法国梧桐树枝上的果子敲掉，以免它的种子到春天时满天飞;三是夏秋季组织师生员工分片包干拔野草，以便露出黄土地。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忙，而且总是出差，为学校建设而忙碌，因为我校是在原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和中南水利学院的基础上综合规划建设而成，工作量非常大，朱九思同志经常找他商量工作。父亲积极配合九思同志的领导，是九思同志指示的具体执行者之一。

从现在的校史馆后面往北一直到现在的喻园餐厅，是我校教职员工的生活设施区，有汽车队、医院、邮局、银行、粮店、百货商店、餐馆、土产商店、附属小学、幼儿园、煤店和菜场，附属中学成立后使用的是东四楼;单身教职工和大学生的生活设施是东西两边各一套，有宿舍、饭厅、大操场和小卖部;校区靠北面的东西两侧有苗圃、农场;在团山的东湖之滨，还修建了一座天然游泳池。因校区很大，为了便于工作，学校给父亲配了一辆自行车，当时自行车还是属于稀罕物。几年后，我们已经不住在4号楼了，而是搬进了16号楼，因为4号楼要配合学校建设暂时不住人。

前些年，因工作的原因，我结识了郑州轻工业学院的退休教授裴全安。裴教授是在南昌大学入学，后在华中工学院毕业。据他回忆，当时很多学生家境贫寒，春节没能回家，他们最激动的时刻之一，就是万发贯等校领导来陪滞留学校的学生一起吃团年饭。

留学苏联发展无线电专业

1956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反右期间，父亲因为敢于直言，得罪了一些人。当时正值学校要扩大办学规模，同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了保护父亲免受反右浪潮的波及，学校决定派他去苏联留学。

1957—1959年，父亲在苏联列宁格勒精密仪器与光学机械学院进修遥测、自动与远动学专业。父亲本是学电机专业的，之前并未涉及遥测、自动与远动等专业的知识。但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和学校开办新专业的需要，利用在苏联留学的机会，通过阅读文献、认真听课、多做实验、工厂实习等方式，基本上掌握了遥测、自动与远动等专业的前沿理论。

1959年8月，父亲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担任自动与远动学教研室主任，讲授遥测课程，1959年主持“集中自动控制机”的科学研究。并在1959年《华工学报》第1期发表《遥测技术在苏联发展的概况》，在1960年《华工学报》第3期发表《集中自动控制机总论》(与徐恕宏合写）。

1960年，学校组建无线电系，当时称四系，父亲担任无线电系首任系主任，直接从事教学、科研和筹措该系的工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的工业还是以机械为主，机械的地位当属第一，无线电技术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我国还是刚刚起步。但父亲还是很有远见地看到了无线电应用的发展前景。无线电在当时是一个新兴学科，发展前景并不明朗，但父亲一开始就看到了晶体管应用的巨大前景，把无线电系搞得有声有色。父亲从苏联留学回来时，还带回来了一些晶体管元器件，他在苏联还自己动手制作了一部袖珍品体管收音机，这些都对无线电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些在现在看来或许无足轻重，但是在当时却是开拓性的作用。就像蒸汽机，在当时直接导致了工业革命，但是现在却早就已经淘汰了，所以不能轻视之前的那些发明。

经过几年努力，无线电系五个专业全部招收五年制本科生。1964年父亲首先在该系招收研究生，从事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文革”中，父亲主动把一些金条和金戒指（共半斤左右）等贵重物品全部上交学校。“文革”期间，我校的造反派组织叫“新华工”，他们将学校农场养牛的牛棚隔成一间一间的，驱使父亲之类的“牛鬼蛇神”全部搬进去。因为那里除了牛棚还有猪圈，猪圈里面还养着一群猪，所以我们就自称这里为“猪房大院”，“猪房大院”的位置坐落在现在的船池北面略靠东边一点。

牛棚的房型是一长条带拐角L型的，先是隔成一个一个的单元，每个单元中间再隔两下，变成两室一厨，每个单元住一户，没有卫生间。牛棚的每个单元大概有二三十个平方，每个单元宽度就只有三到四米。各单元间隔断墙的下半部分是用砖砌，上半部分是用竹席。要是哪一家的声音稍大了点，隔壁的几家都能听见。中间一间的上面有个天窗用来采光。在L型房子转角的地方，有个小房间叫公共间，有十余平方米大小，是我们这些停课闹革命的中学生在一起玩耍的地方。

除了我父亲，记得住在我家隔壁左右的有刘颖、马毓义、程良骏、汤之璋、漆德俭、庆善骇、陈泰楷、程天柱、干毅等数十位教授。直到1972年6月，学校落实政策，父亲他们这一批教授才得以陆续搬出“猪房大院”。直到现在，“猪房大院”的轶事还深深印在我心中。

“文革”中，比起别的地方，学校内的“革命群众”对老教授们态度大多还算温和，也就是

戴戴高帽子批批斗，晒晒太阳游游街，真正的人身虐待倒没有太过，体罚那种就还是算比较轻的。

老教授们那时基本上不能做什么事，也没有话语权。被批斗的人们后来每天就是劳动改造、修路，南一楼前到学校南大门之间那几条水泥路，就是父亲他们那帮“牛鬼蛇神”修的。“文革”中在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抄家，先后抄了两次，一个姓秦的造反头头还把父亲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给抄家抢走了。

过了不久，父亲等一批老师被下放到咸宁的柏墩镇和甘棠农场去改造。当时除了这些教授们以外，学校那些还没有毕业离校的学生，也都下去劳动过。一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考进华中工学院后，我们船电77631班同学也还到咸宁的甘棠农场劳动过两周。我校当时在甘棠农场养的狗可是很有特色，从华工去的教职工和学生，不管是否第一次进村，它们都不喊不叫，但要是其他人进来，必定是一阵狂吠。

咸宁柏墩镇有个柏墩茶场，柏墩茶场本身就是政府所设的劳改农场。柏墩盛产桂花和竹子，当年滞留在校闹革命的学生大多去那个地方附近劳动过，其中很多学生后来留校工作了，现在他们聊起这些往事，也都还是满怀热情。我们作为华工附中的学生，1967年也集体组织到柏墩茶场去体验过。我记得在1989年5月7日，无线电系还专门组织过一次春游，去到咸宁柏墩那里怀旧。

“文革”前，我国长期没有对教师晋升职称，我校教授、副教授数量不很多，据校史馆1977年资料，“文革”结束后我校仅有正教授15人，副教授52人。“文革”后期，朱九思校长非常重视引进人才这项工作，父亲也很认真对待。我记得当时的无线电系扩大分成了好几个部分：无线电1系、无线电2系、自动控制系、计算机系。当时这样扩大划分成几不系，与交亲着到了电子，由讯多不考业的发展前景有很大关系，将无线电的各个发展方面都提升到系的层次，从而能更好地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以前人们对无线电系持轻视态度，其实当时这些领域正是现代IT技术的孵化器。这些都显示了我校领导、父亲等老一辈人在这个领域独到的开拓性眼光。

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在考大学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父亲所在的电信专业，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摆弄无线电之类的小器件。父亲高风亮节，对我们要求很严，为了避嫌，不希望我在他的身边上大学。后来，华工船舶工程系（六系）的总支书记张以书就跟父亲讲，建议将我录取到他那边去，于是我就在造船系的船舶及船厂电气自动化专业攻读本科。我的高考分数239分，在当时也属高分，况且我没读过高中。船舶工程系原来是保密系，在大学学习期间我担任班长，我们的毕业实习就是在上海的军舰和潜艇上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在我校驻有一个警卫连，其中就有负责东二楼造船系的防卫工作。

记得在1977年，李枚安教授的女儿李同宁、林金铭教授的儿子林浩等我在华工附中初十班的同班同学也考进了华工，分别在固电系和机二系学习。

图像所第一任所长

遥感和遥感图像处理压缩，在军事和安全上的应用前景那是不言而喻，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极高级别而又高度保密性的科研课题，遥感图像处理与数据压缩是各个发达国家争相研究的内容。现在我们只要看看满天飞的人造卫星，以及GPS系统在军事和民间的应用，就知道这个技术的研究有多大的分量。父亲极力推动了我校遥感专业的学术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1979年5月—7月，父亲在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无线电通讯与电波传播专业学习两个月，对该专业的教学及科研情况作了较深入了解，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父亲在该专业承担的欧洲航天局科研任务的实验室里，针对微处理机处理技术及航天用仪器焊接技术实习了两周，对微处理机的作用及航天仪器对焊接技术的高可靠性要求有深刻认识。回校后，父亲在院刊上发表了《访奥归来谈现成》一文。

基于父亲的贡献和学术成就，1979年，父亲担任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主持图像处理和识别〈包括遥感和图像数据压缩）的研究。图像所承担的航天工程部几项科研任务，均于1983年通过部级鉴定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1980年1月，华中工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父亲是委员之一。

1980年12月1日至4日，教育部组团在美国迈阿密参加第五届国际模式识别学术会议，父亲是成员之一。此次赴美，父亲还参观了佛罗里达大学、马里兰大学、来赛拉尔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第17分校、匹兹堡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来加州大学等有关图像处理与识别的实验室，并访问了纽约理工学院，参观了微波实验室，也看望了华工在那些学校进修的教师。

1981年4月，父亲回国后与昌迥、汪凯仁合写的《关于第五届国际模式识别会议的报告》在《国外自动化》上发表，在有关学会上做过该报告(内容与文字发表的不完全相同），并将学校在纽约理工学院进修教师情况向院党委作了详细汇报。

1981年，国务院第一次批准博士点授予单位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时，学校“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被批准为博士授予点，父亲被聘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当时该专业在全国只有8名博导，父亲是其中之一。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院士，当时在武汉邮电科学院任院长、教授、博导，但是因为当时邮科院没有博士授予点，所以他挂靠在父亲这边的博士点招收和指导博士生。赵梓森教授经常到我家来，我也经常跑到他家里去玩。当时我已经成家了，他还委托我们夫妇给他女儿介绍对象。后来我还曾参与过邮科院的几个科研课题。

在教书育人方面，父亲一直没有离开教学一线，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像朱耀庭、黄载禄、朱光喜等一大批电信系毕业生，之后都成为了我校颇有建树的学术带头人。朱耀庭副校长读书的时候，他爱人身体不好，还到我家来煨过中药。

在我看来，父亲亲自指导并留校工作的那些学生当时都非常照顾我这个师弟，给了我很多帮

助。1983年，在我任我校管理学院实验室主任期间，美国有个著名的电脑公司叫王安电脑公司(王安是中国人)，当时排名世界第三（第一是IBM公司，第二是DEC公司)。通过我国当时的物资部，王安电脑公司给我们管理学院安装了两台小型电子计算机LVPC-2200。因机器设备经常出故障，我们提出索赔，王安电脑公司后来给我们换了两台性能更好的小型计算机VS-25。新机器到达学校后，我去设备处办理固定资产登记手续，设备处的办事人员认为我们没有发票，又没有程序，没办法登记。朱耀庭副校长当时分管学校的设备工作，于是我就去南二楼找他说明情况，告诉他这是别人赠送的机器，没有发票和申购之类的手续。朱耀庭副校长非常热心地帮我解决了固定资产登记问题。

1986年，父亲被评为华中工学院先进工作者。1987年，父亲被评为华中工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父亲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他后来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但仍坚持工作，经常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提出指导意见，尤其是对国家信息处理条件组的工作更是关心，并亲自参加遥感科研工作，对小组的讨论每次都参加，从不迟到。他因为年老体力不行，不能一口气爬上五楼实验室，只能先上三楼，停下来休息一会，再爬到五楼实验室参加讨论。他参加的“随州市遥感调查”省科委试点科研项目当时已通过技术鉴定。

严谨治学 成果丰硕

父亲从1938年9月开始，一直从事高等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工作。讲授过的课程有:电话、自动电话、实用无线电、电机工程、电工原理、交流电路、电子学、电磁测量、遥测、多路通讯、信息传输及处理基础等，编写过电磁测量、遥测、交流电路、无线电多路通信等课程讲义。

在科研上，父亲领导过自动控制机、模数转换口、散发通讯等课题工作，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

1964年我国采用品体管不久，父亲主持了四机部下达学校的“全品体管化高速度模拟数字转换器”的研制任务。父亲为课题组长，全组十余人，其实父亲早在数年前就积累了相关的技术底蕴。此项工作于1966年完成并通过鉴定，填补了当时国内空白。随后该成果交四机部汉口无线电厂(即710厂)小批量生产。1966年，父亲进驻武汉无线电二厂，躲在那里专心搞研究，那段时间父亲基本上不回家，研究的内容主要还是关于晶体管的应用。父亲为武汉无线电二厂研制了300瓦全品体管扩大机中的开路和短路保护电路与针型高效散热器，解决了当时国内同类产品中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为工厂批量生产作出了贡献。

1972年，父亲主持了通信兵部委托四机部下达学校的“对流层微波散射通信的终端机和激励器”的研制任务。这项任务是解决军用通信中的问题，研究工作的难度和规模均较大。父亲为课题组长，朱耀庭、黄载禄任副组长，带领一批青年骨干教师30余人进行该项研究工作。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72年父亲被评为华中工学院先进工作者。

1972—1978年底，课题组共研制出三代科研样机。此项目进行了烟台到旅顺两海军基地通讯站间的跨海试验，效果良好，水平先进。该项成果中的“时频编码技术”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并为学校创办通信工程专业创造了条件。电信这个专业与当时的机械、锅炉等专业比较，是一种新兴专业。

1984年，在由华中工学院、测绘学院、湖北省测绘局三单位分工负责的利用遥感图像对咸宁地区土地进行调查中，父亲任华工部分组长，后来该项目成果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测绘局科技进步三等奖。上世纪80年代，父亲在我国率先引进了小波分析和理论的研究。小波分析和理论在信号分析、影像处理，军事电子对抗与武器的智能化，信号分析、影像处理方面的影像压缩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父亲认为现代科学发展迅速，各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不断形成新的边缘学科。在固体电子学和软件工程的支撑下，电子通信、自动化和计算机技术是近代工业发展最迅猛的领域，对其前景的预测大大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多年来，父亲凭着他所具有的前瞻性眼光，总是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探索新的学术领域。例如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主要研究有线通信，五十年代研究遥测技术，六十年代研究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在无线电通信中的应用，七十年代末开始研究计算机图像处理与识别。这些，不仅要求对本专业知识纵向深入钻研，还要对相关学科横向地猎取知识。在学习方法上，父亲认为既要注意演绎法，又要注意归纳法，从不同表象中总结其规律。

对研究生的培养，父亲认为:其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必须学透本专业的基本理论，掌握好必要的工具如外文、数学及运用现代实验手段等。其二，博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的见解。就是要善于利用文献资料丰富自己，以摸清科研新动向，并结合国家实际选择好研究课题。这样才能创新，才能为四化做贡献。其三，要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作风和良好的科学道德。其四，对学生的培养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应该重视独立思维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才能使其随着科学进步能自学而更新知识。其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胜于一代，科学才有发展，时代才能前进，要鼓励学生超越自己。他指导了六名博士研究生和十七名硕士研究生，对研究生的培养费尽了心血，对研究生既严格要求又耐心、细致地指导。

除了在学校身兼数职外，父亲兼任的其他职务还有:中国电子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空间电子学会委员，中国电子学会信息论学会委员，中国宇航学会空间电子学会委员，湖北武汉市电子学会副理事长，武汉市通信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湖北省遥感中心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科委电子技术科学专业小组成员，中国通信学会理事，湖北省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部长。

父亲发表论文共48篇，单独完成的14篇，其中两篇获湖北省科委三等奖。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遥测技术在苏联发展的概况》、《集中自动控制机总论》、《体脉宽调制口的探讨》、《多路信号线性调频的频谱分析》、《梯式译码网络的分析》、《时频编码分集技术中的几个问题》、《数字通信简史》、《信息率失真论综述》、《对流层散射通信的机理》、《对流层散射通信的几个问题》、《图像处理确定水流速度的研究》、《数字图像处理评述》、《浅介模式识别及其在生物医学方面的应用》等。这些论文分别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宣读，并多次与国外学者交换学术见解。

结语

1995年，父亲退休了，退休之后喜欢在校园里散步。在一次散步时，被电信系的一个肖姓女生骑自行车给撞倒了，股骨颈骨折。之后因行动不便，一直在家里养病。由于年事已高，先后做了两次手术没成功，反而因为全身麻醉而对大脑产生了损伤。

2003年6月4日，端午节那天，父亲去世，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是无限的，在缅怀父亲的同时，祝愿华中科技大学越办越好。

(万希宁口述，吴瑞芳、陶蕾、方晨露访谈整理。万发贯，江西南昌人。历任南昌大学教授、电机系主任，华中工学院教授、图像所所长、副总务长等职。万希宁，万发贯之子，管理学院退休教师。)